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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曾评鲁迅:“他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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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5-06-03

概而言之,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写的文章分为讲话文章、公文文章、新闻文章、政论文章四类。从本质上讲,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,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,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,是“小众”,不是 “大众”。第三类虽是面对“大众”,但并不强调美感。只有第四类政论文章是狭义上的文章,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章。

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是以政论文为王的,有许多最优秀的篇章恰恰出自政论题材和政治家之手。

毛泽东是熟读并仔细研究过前人的政论文的,汲取了他们的营养,也学习了他们的技法。毛最佩服贾谊,说他是两汉最好的政论家。毛还推崇范仲淹、曾国藩,说他们既能做事,又会写文章。他又曾有一段时间模仿梁启超的文章,说梁是他写作的老师。他最推崇鲁迅,说:“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,又幽默,又有力的笔,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,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,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。”他说朱自清的文章也好,但不如鲁迅有战斗性。毛泽东是仔细研究过怎样把政治写得更文学一些的。

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哪里?政治是理,文学是情;政治是权力,是斗争、夺权、掌权,是硬实力;文学是艺术,是审美、怡情,是软实力;政治文章可以强迫人接受(如布告、命令);文学作品只靠情与理来吸引人阅读。政治是要服从遵守的,文学是可以欣赏的。

政论文章也是毛泽东写得最多的一类,而且大多都写成了美文。

关键是有自己的思想 高屋建瓴,唯求一新

思想即文章的观点、主题、立意。这是政论文的灵魂。一篇文章总要给人一点新的思想,读了才有用。

毛泽东是政治家,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、解释党的方针、路线,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,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。高屋建瓴,唯求一新,毛文的好看,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、深刻的道理。

你看他这样讲革命斗争:

斗争,失败,再斗争,再失败,直至胜利——这就是人民的逻辑。(《丢掉幻想,准备斗争》)

夺取全国胜利,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,那是比较渺小的,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……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,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,工作更伟大,更艰苦。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,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,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(《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》)

这样讲战略战术:

“外表很强,实际上不可怕,纸老虎。外表是个老虎,但是纸的,经不起风吹雨打……比如它有十个牙齿,第一次敲掉一个,还有九个,再敲掉一个,它还有八个。牙齿敲完了,它还有爪子。一步一步地认真做,最后总能成功。”(《毛泽东文集》第3卷,第73页)

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:

要注意听人家的话,就是要像房子一样,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。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?是怪空气不是怪我们?空气是经常流动的,我们没有打开窗户,新鲜空气就不够,打开了我们的窗户,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。(《毛泽东文集》第3卷,第339至340页)

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,不烦不厌,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,总能把问题说清、说透,让你茅塞顿开。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,层层重复,天天重复,美其名曰“步调一致,形成合力”,结果味同嚼蜡,没有人看。

永不脱离实践 理从事出,片言成典

依托实践,从实际出发写作,借事说理,是毛文的一大特点。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,政论文也需要生活,政治生活,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。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,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。不要小看这一点,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、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、更好看。

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。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,凡中国人民、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,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。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(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),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(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》),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(《论持久战》),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、策略(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)。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,如:西安事变、皖南事变、重庆谈判。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。

重庆谈判,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。当时国民党并无诚意,不断制造摩擦,党内外最担心的是毛在重庆的安全。毛在重庆说不要怕摩擦,你们狠狠打,你那里打得越好,我这里越安全。在《关于重庆谈判》一文中,他又讲了谈判会场外面的形势:

“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,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。太行山、太岳山、中条山的中间,有一个脚盆,就是上党区。在那个脚盆里,有鱼有肉,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。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,就是针锋相对,寸土必争。这一回,我们‘对’了,‘争’了,而且‘对’得很好,‘争’得很好。就是说,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。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,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。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,逃掉两千,散掉一千。这样的仗,还要打下去。”

然后他得出结论,我们的方针,就是“针锋相对”,他要谈,我们就去谈;他要打,我们就打。

中学课堂上作文,老师就开始教“夹叙夹议”。毛这里就是夹叙夹议,但他是这样地举重若轻。谈判和时局说得清清楚楚,而且不乏文学叙述的美感。你看“太行山、太岳山、中条山的中间,有一个脚盆,就是上党区。在那个脚盆里,有鱼有肉,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”。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,哪里像政论文?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,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:“他来进攻,我们把他消灭了,他就舒服了。消灭一点,舒服一点;消灭得多,舒服得多;彻底消灭,彻底舒服。”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,以后在许多地方经常被引用,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。这就叫“理从事出,片言为典”,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,浓缩成一句话,而成为经典。

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,比如著名的“为人民服务”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;而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:“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。从这点出发,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,但只要有这点精神,就是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有道德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什么叫经典?常念为经,常说为典。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,不停地使用。理从事出,片言为典,这是毛泽东的本事,是毛文的魅力。

善于综合运用 理字立骨,五彩斑斓

毛文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论文,内容都是宣传政治道理,以理为主。而平庸与杰出的区别也正在这里。一般的政治家总是一“理”到底反复地说教、动员,甚至耳提面命,强迫灌输。而毛文却用杂糅之法,“理”字立骨,善用形、事、情、理、典“五诀”,穿插组合,形成五彩斑斓的动人效果。毛是善用兵的,他对各种文体的熟练运用犹如大兵团、多兵种战略布局;“五诀”之用则是战术层面的用兵了。

借形说理

毛熟读中国古典小说,懂得塑造形象、刻画场景,他拿来在政论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横生。如:

我们脸上有灰尘,就要天天洗脸,地上有灰尘,就要天天扫地。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,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,已经根本上克服了,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……我们应该抑制自满,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,好像我们为了清洁,为了去掉灰尘,天天要洗脸,天天要扫地一样。(《组织起来》《毛泽东选集》第3卷,1966年7月版第889页)

这里用了“洗脸”这个形象来喻批评。

政治是概念,是逻辑,逻辑思维;文学是形象艺术、形象思维。对于一般人,肯定是愿意看小说而不愿读论文。为了克服逻辑思维的艰涩枯燥,就要借用形象说话,毛文在政论中随时会跳出一个形象,冲淡理性的沉闷。

比如,毛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了几十年。蒋文中常骂“共匪”“毛匪”,而毛文中则不忘幽默,为蒋画了一幅又一幅的漫画像,这在《毛选》中随处可见:

“在中国,有这样一个人,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。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,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。然后,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,率领一群人,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。他袖手旁观,坐待胜利。果然,胜利到来了,他叫人民军队‘驻防待命’,他叫敌人汉奸‘维持治安’,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。只要提到这些,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。”

(《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》《毛泽东选集》第4卷,1960年9月第1版,第1095页)

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?这是很明白的。比如一棵桃树,树上结了桃子,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。桃子该由谁摘?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,谁挑水浇的。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,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。他说,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,我是地主,你们是农奴,我不准你们摘。

(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

方针》《毛泽东选集》第4卷,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,第1123-1134页。)

这些形象都借形说理,强化了议论效果。

借事明理

叙事多用于纪实、新闻、小说,现代论说文中几乎见不到了。毛却常借它来以事见理,以事带理,以事证理。这与毛大量阅读中国史籍文献、古典小说,又常亲自撰写新闻作品有关。如:

红军远涉万里,急驱而前,所求者救中国,所事者打日寇。今春渡河东进,原以冀察为目的地,以日寇为正面敌,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,是以引军西还,从事各方统一战线之促进。(《给傅作义的信》《毛泽东文集》第一卷,455页)这是《史记》手法,简明的叙述,以证我方的立场。

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(多属所谓“痞子”之类),拿了农会的册子,跨进富农的大门,对富农说:“请你进农民协会。”富农怎样回答呢?“农民协会吗?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,种了几十年田,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,也吃饭。我劝你们不办的好!”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。“什么农民协会,砍脑壳会,莫害人!”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。(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)

这已是小说手法,有对话,有情节,说明不同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。

除了举出具体事实外,毛还经常引用小说、寓言里的故事说明自己讲的道理,这也是借事明理。如他说:

“在野兽面前,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。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。在武松看来,景阳冈上的老虎,刺激它也是那样,不刺激它也是那样,总之是要吃人的,或者把老虎打死,或者被老虎吃掉,二者必居其一。”(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《毛泽东选集》)

借情助理

情感之美,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标志。政治家无私敌、少私情,却有大情。文学史上向来以写大情之作最为珍贵,如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、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、胡铨的《请杀秦桧书》,还有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、丘吉尔的《就职演说》等。毛就很喜欢屈原、宋玉、李白、李商隐这一类的作家。他即使在做严肃的政论文时也掩饰不住他的文学情怀。我们不妨抽取几段:

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……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,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,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。(《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》《毛泽东选集》第1卷)

——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或遇到困难时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憧憬之情。

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,人民好比土地。我们到了一个地方,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,在人民中间生根、开花。(《关于重庆谈判》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,第1161页)

——这是对人民的眷恋之情。

以上这些是在他政论文中抽出的片段,但完全是诗的语言。这种革命家的豪情贯穿于毛作品的始终,它为毛的政论文配上了一种明亮的底色和嘹亮的背景音乐。

借典证理

领袖必须是学问家。他要懂社会规律,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,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、管理社会,引导社会前行。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、多读书、通历史、懂哲学、爱文学的人。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,还是人学、社会学。只读自然科学的人不能当政治领袖,二战后以色列建国,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统,他有自知之明,坚决不干。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,在文章中随手拈来,十分贴切,借过去说明现在。

毛文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。

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,证目前之理,就是常说的 “引经”。比如在《为人民服务》中引司马迁的话:

人总是要死的,但死的意义有不同。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: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。”为人民利益而死,就比泰山还重;替法西斯卖力,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,就比鸿毛还轻。

他在《论人民民主政权》一文中,引用了朱熹的一句名言。

“宋朝的哲学家朱熹,写了许多书,说了许多话,大家都忘记了,但有一句还没有忘记,即‘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’。我们就是这样做的,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,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。如此而已,岂有他哉!”

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:能借力发力,翻新经典,为己所用;既弘扬了民族文化,又普及了经典知识。

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。有时用史料,有时用文学故事。就是常说的“据典”。

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:“庆父不死,鲁难未已。战犯不除,国无宁日。”借李密的《陈情表》说司徒雷登“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,使得他‘茕茕孑立,形影相吊’,没有什么事做了,只好夹起皮包走路”。

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,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。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《愚公移山》的故事。毛常将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、军事教材来用,深入浅出,生动活泼。他用《水浒》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:

谁人不知,两个拳师放对,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,而蠢人则其势汹汹,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,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。《水浒传》上的洪教头,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,连唤几个“来”“来”“来”,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,一脚踢翻了洪教头。(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)

孙悟空在他笔下,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,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;一会儿比做敌人,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。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,欢声笑语,毫无理论的枯涩感。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,把实践融进了理论。

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,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。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。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,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:

“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:‘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。他很可怜它,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。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,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,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,使他受了致命的伤。农夫临死的时候说:我怜惜恶人,应该受这个恶报!’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,希望中国共产党,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,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。但是中国人民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,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。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,黑蛇和白蛇,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,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,但是还没有冻僵呢!”

三是用典来“起兴”,与典的内容无关,但可增加文章的效果,妙趣横生。

“起兴”是诗歌、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。如“山丹丹开花红姣姣,香香人材长得好。玉米开花半中腰,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。”(李季《王贵与李香香》)毛懂文学,爱诗,写诗,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。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“证理”,或者并不主要是“证理”,而是借典“起兴”,引起下面的道理,造成一种幽默,加深印象,是“借典助理”。

如1939年7月7日,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(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)师生讲话,以《封神演义》故事作比:

姜子牙下昆仑山,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、四不像、打神鞭三样法宝。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,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,这就是:统一战线、武装斗争、党的建设。

他在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中说:“唐朝的韩愈写过《伯夷颂》,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、开小差逃跑、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、颇有些‘民主个人主义’思想的伯夷,那是颂错了。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,写朱自清颂,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。”

毛泽东在政论文中大量用典、灵活用典也是空前绝后的,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中共引用成语、典故342条。

总之,在文章写作方面,毛泽东是一个高峰,一个历史长河绕不开的高峰。毛文有雄霸之气、王者之风、汪洋之姿、阳刚之美、幽默之趣。唯其人,唯其文。当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,研究一下毛泽东怎样写文章,再检点一下现在的文风,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。(梁衡 作者为著名散文家、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。大标题选自毛泽东词《菩萨蛮·大柏地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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